台灣的知識菁英不管在統一運動或獨立運動中，都是一樣背負著歷史的包袱，繼承了壓迫的機制，善於將異議者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籤。…在今年的五二○遊行中，「中共的走狗」或「統派」這類標籤就被一些學生拿來打擊持異議者。而從這些台獨青年學生身上，我彷彿看到了昔日北美統運那些積極活動者的身影：充滿著革命的理想，承擔著人民的苦難，似乎真心地在執行一件神聖的歷史使命。
※ 此文原刊於《自立早報》副刊，台灣社會評論專欄，1991年6月13日。
前不久，一位旅美學人曾經倡議組織一個「內奸制裁委員會」，來負責找出「主張立即談判、統一者」、「甘願附庸於中共的走狗」之類的「台奸」，蒐集其言行資料，並公佈姓名使之接受社會輿論的制裁。總之，就是要抓「中共的走狗」。(見一九九一年五月廿八日自立早報)
在反對白色恐怖成為五二○大遊行的動力來源，並成為民眾的共識後，讀到這樣的消息，不禁又令人毛骨悚然起來，馬上聯想到的是，美國在其最瘋狂反共的一九五○年代，麥卡錫主義所幹的「獵巫」(Witch Hunt)行徑。那時美國也有一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職司調查所謂的「反美」份子。而反美份子指的是那些人呢? 從共產黨員，社會黨員，人權主張者，到自由主義者，只要反對當時美國統治集團在全球的霸業，及其在國內的壟斷權力的，全都算在內，簡單稱之就是所謂的「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當時有多少人在這獵巫恐怖下受到迫害，連卓別林也不能倖免，而諷刺性地為這個號稱有著言論與結社自由的民主社會，暴露出其法西斯的一面。
當美國人受到麥卡錫主義淫威的迫害時，也正是台灣人民受難於黨國威權，白色恐怖最淒慘的時候。台灣的人總算熬過了這四十多個年頭，到今天可以開始對過去受到的迫害算起帳來。然而這筆帳要怎麼算，並不是一件自明的事：誰是壓迫者? 誰是受難者? 受到什麼方式的迫害? 產生什麼樣的創痛與後遺症? 種種這些問題並不是那麼一目了然，有個容易的答案。
最近中共官方在為延安時期寫〈野百合花〉的王實味平反。我的一個心思單純的同事，從不曾知道王實味是何許人物，卻有著如此自然的反應:「原來去年那些搞學運的傢伙用野百合花做象徵，是有共產黨的來歷的」，言下之意是台灣的學運份子乃是中共的同路人。這是壓迫者的邏輯進入一般人，甚至是被壓迫者的意識裡，而繼續起作用的一個很不幸的例子。這類壓迫者的邏輯變成被壓迫者的傷痕的現象，在人權與民主慢慢萌芽的今天，還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呈現，所以說這是一筆難算的帳。
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向來就被威權當局指為「中共的走狗」，當然這個標籤不只被用來套台獨人士，任何形式的異議人士都有被如此誣陷的危險。譬如在十幾年前鄉土文學論戰時，「工農兵文學」的血滴子就曾如此拋向鄉土文學作家。當然這種作法的動機是很清楚的，在「共產黨」被定位成蛇蠍惡魔的我們的社會裡，把任何異議者戴上它的同路人或走狗之類的帽子之後，就使這些異議者被列為可殺之列。這是威權統治者對付異議者所使用的一慣伎倆，而很不幸的這個壓迫的工具也往往為被壓迫者拿來活學活用，歷史上的例子可說不勝枚舉。
一九七○年代初，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是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大整肅之後，在台美兩地的台灣知識份子對黨國威權體制，第一次公開而集體的反抗。這個運動深具台灣的屬性，有為數不少的台灣留學生參與並主導運動的發展，然而他們也是帶著被壓迫者的傷痕參加運動的。當「釣運」演變成「統運」時，這個傷口也越來越潰爛，且隨著中共政局的變化而終至不可收拾。當「統運」在其最高峰時，就有一些參與者意氣風發，不可一世的拿著「台獨份子」的帽子到處扣人，到處要人表態站立場。凡是不同意他們的運動路線的，都有被他們扣上「台獨同路人」的帽子。他們雖然只是一小撮人，但也搞的整個運動雞飛狗跳。在那個運動裡「台灣獨立」是最大的禁忌，「台獨同路人」的標籤也就成了打擊運動內異議分子的一種絕佳手段。
乍看之下，這是從壓迫者學來的「不是同志便是敵人」邏輯的運用，但是這裡有著更深一層的意涵。他們並不像威權統治者那樣，有意識地將之當成壓迫手段在使用，而是被這個壓迫機制進到潛意識層次裡去，而在意識的層次表現出理想或革命的光環。統運中揮動大棒的那些人，很多是充滿著「革命的」理想，力行著「革命式」的生活，心中似乎承擔著中國幾千年的苦難，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人是真心地執行他們的神聖使命，卻並不自知他們也同時在扮演著壓迫者的角色。
北美的統運如今煙消雲散，然而無所不在的壓迫機制卻仍在到處借屍還魂。隨著北美統一運動的式微，獨立運動也漸漸在台灣留美學生中擴展，與釣運/統運一樣，台灣獨立成了那時吸收反對黨國威權統治的台灣青年的主要運動。不記取歷史教訓，必然重蹈覆轍，台灣的知識菁英不管在統一運動或獨立運動中，都是一樣背負著歷史的包袱，繼承了壓迫的機制，善於將異議者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籤。早在一九八○年代初的北美台灣同鄉會活動中，就存在著一種不把台獨兩字寫在臉上，就不算是同路人的氣氛。到如今當獨立已成為台灣反對陣營裡的主流思想時，這種態勢更是咄咄逼人。原來黨國威權所用的「不是同志便是敵人」的壓迫公式，在這裡還是有效，最大的惡魔還是中共(或中國)。因此對運動路線有不同意見的其他異議人士，就有可能被扣上「中共走狗」的標籤，前面所提到的那個「內奸制裁委員會」之倡議，即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更令人可悲的是，這種心態不僅表現在旅美學人身上，也出現在應該還有著素樸理想的熱情學生身上。在今年的五二○遊行中，「中共的走狗」或「統派」這類標籤就被一些學生拿來打擊持異議者。而從這些台獨青年學生身上，我彷彿看到了昔日北美統運那些積極活動者的身影：充滿著革命的理想，承擔著人民的苦難，似乎真心地在執行一件神聖的歷史使命。
從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開始，經過釣運/統運，到今天的民主運動，台灣的知識菁英還在命定地重蹈歷史的覆轍，無能擺脫壓迫者所加諸於內心底層的壓迫機制，而不時扮演起壓迫者的角色。壓迫的機制就如此一代傳給一代，由壓迫者傳給被壓迫者，原來的被壓迫者就又扮演起壓迫者的角色。因此，如果號稱的解放者自身不能從壓迫的機制裡解放出來，則悲劇必然會再次重演，而這是歷史所一再揭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