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5日

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



這些以歐美為師的「現代化」方案,到了一九八○年代基本上已經內化為台灣標準公民/市民的話語,當局面對這種新興的社會期望,它殘存的諸種威權作為就顯得極為扞格不入,極為跟不上時代,尤其是繼續以恐怖手段作為統治技術的那一面。從歐美現代化的觀點來看,特務手段確是極其落後的統治術,若還淪落到藉助黑道之力,那就更是不堪了。
原刊於《思想》雜誌第二期,20066
「野火」的歷史任務
一九八二年夏天,岳父母遠從台北飛到美國舊金山灣區,來參加他們女兒的畢業典禮。他們愉快地踏上旅途,除了欣喜於女兒取得學位外,這也是他們初次美國之旅。
岳父母都是上海人,岳父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已被服務的中信局調到台灣來工作,一生奉公守法,是個典型的公務員小康人家。這可從他們女兒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時,只能提供單程機票與一點零用錢來送行看出。而這麼一個典型的基本擁護國民政府的外省公務員家庭,對他們女兒找了一個本省女婿卻是絕無二話,只有祝福。
一九八○年代初,台灣在經濟上越發興旺,工業化帶來的城鄉重組基本完成,電子與資訊產業開始起飛,但是政治上卻還是個十分陰鬱的時期。相較於經濟上的「現代化」,統治術則仍極為「落後」,那幾年接二連三發生了多重政治事件:一九七九年底爆發美麗島高雄事件,接著的大逮捕中又有我們熟識的友人;一九八○年初發生林家血案,過一年又發生訪台留美學者陳文成命案。當時我們遠隔重洋,家鄉發生的事卻是令人極為牽掛,這些政治事件接二連三,在我們心中投下極深的陰影。
當他們於一九八二年夏天來到美國探望我們時,岳父已是七五高齡,但遊興一點不減。我們除了帶他們到處遊覽外,閒時也不免談起美國及家鄉的種種。雖有世代之隔,但出身上海的岳父有著現代化的開明觀念,對他女兒大學時代介入的校園異議活動並不介意,甚至還感到驕傲,因此我們對很多話題與意見頗為投契而不見齟齬。然而有一次與岳父談著,竟就轉入了台灣的政治,而觸及林家血案。然後對誰是背後主謀的不同看法,很快地讓我們互相提高了聲調,岳父顯然不願面對威權體制的特務主導此事的可能性,最後他起身離座,走了幾步又回頭悵然說道:「你看,我像是個特務嗎?」
岳父這句話讓我一時啞口無言。我一點也沒有要把共謀的責任放到他身上的意思,而他雖然從來不是國民黨員,從未參加政治活動,甚至平常對政府的作為也會多所批評,卻似乎自覺要承擔起這個責任,以致於說出這樣無奈而悲切的話來。岳父的如此回應,讓我頓覺個人處於不同處境的諸多困境與無奈,此後對於岳父的立場我也就釋然於心,不曾在這方面存有疙瘩。
我雖釋然於心,但也體認到像岳父母這一輩,播遷來台的外省人的心境。這一輩外省人中像他們這樣具有開明現代觀念的為數不少,也因此才有台灣在一九五○年代由《自由中國》雜誌領頭的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傳布,以及一九六○年代重現五四風華的文藝復興盛況。而這麼一批開明現代派的外省人,由於有著這麼一個大陸背景,或多或少都有著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的關係,或者是家人親戚,或者是同事師友。這是因為那時白色恐怖主要正是針對與左翼思想有任何聯繫的人士,而從大陸來台的這一批開明現代派,對威權體制而言正是最有嫌疑的一群。他們這些人一方面要長期活在這樣的陰影之下,另一方面來到一九八○年代在台獨勢力乍起之際,又被迫要與這個威權體制的命運綁在一起。這樣的困境,我從岳父那句話中是深深感觸到了。
兩年之後的一九八四年,龍應台開始在台灣報刊撰寫一系列的批判文章,一年後並集結成《野火集》出版。在「野火」燃燒全台的這個時候,岳父母這樣的人也很自然成了龍迷,顯然龍應台講出了他們的心聲,抒發了他們多年來的無奈與悶氣。
單從《野火集》的文本來看,它所要燃燒掉的是被追求「現代化」的國民所深深引以為恥的、社會上的諸種「落後」現象。就像龍應台後來自己說的,她並不要像當時黨外民主運動那樣,去直接對抗當時的威權體制,而是以她特有的迂迴方式去挑戰其統治基礎。雖然讀者並不一定會有這般深刻而曲折的體會,但是《野火集》確實在政治上發揮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而它所召喚的讀者群,正是有如岳父母這樣有著現代化信念的標準公民/市民,召喚出來的正是他們長年以來對自身所處社會的落後現象的羞恥感,與對現代化的渴望,這些情緒當然也包含了對威權體制特務手段的不堪。這種祛除落後、「向上提升」的急切渴望,就在一九八○年代的這個時刻轉為憤怒了,「你為什麼不生氣」這個質問正是個有力的召喚。
國民黨如何丟了現代光環
戰後台灣社會對現代化與落後問題即有敏銳反應,一九六三年一位留臺美國學生狄仁華寫了一篇批評國人沒有公德心的文章,而在大學校園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青年自覺運動。與此同時的《文星》「全盤西化論」之爭,以及接著在一九七○年代之交《大學雜誌》的現代化論述,不用說是更深刻的思想運動了。
這些以歐美為師的「現代化」方案,到了一九八○年代基本上已經內化為台灣標準公民/市民的話語,當局面對這種新興的社會期望,它殘存的諸種威權作為就顯得極為扞格不入,極為跟不上時代,尤其是繼續以恐怖手段作為統治技術的那一面。從歐美現代化的觀點來看,特務手段確是極其落後的統治術,若還淪落到藉助黑道之力,那就更是不堪了。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它竟然還是像我岳父母那樣的標準公民/市民,所支持的政權的統治手段。這就讓他們抬不起頭來,成了他們悶在心裡的極大痛楚與無奈,而會在一九八二年訪美時對我說出那樣的話來。其實他們從來就是這種統治手段的極大受害者。於是在後來的熊熊「野火」中,終於有一位與他們同樣處境、同樣立場的龍應台,出來為他們抒解了這股悶氣,讓他們感到暢快。
龍應台《野火集》所召喚的這些社會標準公民,在更早的時候也曾被另外一種稱為「小市民」的身分召喚過,而召喚者卻是威權體制本身。那是發生在一九七二年的事,當時臺大學生在保釣運動後的民主抗爭正鬧得風風火火,而哲學系教授陳鼓應正在鼓吹設立民主牆、開放學生運動。那年四月,《中央日報》副刊連載了一篇四萬多字的長文〈小市民的心聲〉,作者站在奉公守法的「小市民」立場,以「企圖製造社會動亂」的罪名來攻擊台大異議師生。當局旋將此文印製成數十萬份小冊子,廣為散發。在這篇文章的語境裡,「小市民」是守法、追求公共秩序、注重環境衛生、講究生活品味的所謂沈默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現代公民」。這批現代公民被召喚出來對抗「台大亂黨」,在一九七二年十分有效,台大的異議師生雖然在校園裡獲得了支持,但在社會上卻是處於劣勢。
同樣處境的這批「小市民」如我岳父母者,在一九七二年曾是黨國〈小市民的心聲〉企圖召喚的對象──當然這種藉著黨國威權而來的「召喚」並不見得處處有效,我岳父當時就不甚以為然。但他們在十多年後的一九八四年卻成了龍應台的熱烈支持者,成了動搖威權統治基礎的野火的一分子。其實這裡並無矛盾,因為時過境遷,到了這時黨國已經在小市民/現代公民的心目中開始崩盤了。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一九八○年前後的政治事件讓黨國極為「落後」的統治術充分曝光,讓這些原本的支持者也引以為恥,連自己的子弟都要起來反對它,而忠心支持者也對它失去了信心。何況就在「野火」之文開始登出的一九八四年,又發生了動用黑道之力、在現代化標竿的美國當場丟人現眼、那麼不堪的江南案。
換句話說,到了這時,威權體制不僅已經失去「現代化」的光環,甚至反倒成了一個「落後」的樣板。而引發這一連串政治事件的,竟是這威權體制的原本靠山、「現代化」標竿的美國本身。它在稍早的一九七八年底,就公然拋棄了國府而與對岸建交。被美國拋棄這件事,對台灣社會的各種勢力有著不同但一樣強烈的衝擊,而對心懷美式現代化觀念、原本支持國府的「小市民」而言,那卻是更大的打擊了。
《野火集》在關鍵時刻迂迴地扯下了國民黨「現代化」的殘餘光環,但國民黨在一般人心目中與「現代化」完全脫勾,卻還有著一個漫長的過程,那是與民進黨奪得「現代化」大旗互為消長的。野火過後沒幾年,民進黨就以「進步」為名建黨,從反面將國民黨的「落後」定了性,直到如今民進黨當權,而社會上任何「落後的」東西都儘可歸諸舊黨國餘孽了。譬如近年來,就有學者的研究將一些台灣醫生索取病人紅包的敗德行為,也歸罪國民黨的統治,而這正是民進黨在一九九○年代攻城掠地之時,逐步形成的一個「社會共識」,就是「國民黨是落後的守舊政黨,而民進黨則是進步的現代政黨」。
一九九○年代中期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上發生的一件事,很可呈現民進黨在這個意識形態爭戰中已經基本獲勝。一九九七年,台北市宣布轄區內的戶政事務所全面啟用戶政資訊系統,也就是將原來幾十年來用筆書寫在戶籍大簿上的戶口資料電腦化之謂。報紙上一時忙著介紹戶政電腦化帶來的諸種好處,不僅作業快、資料準確,戶籍謄本用印表機印出漂亮字體,更是一種進步表徵,而且還因為有網路連線可以遠距跨所作業,讓離鄉國民在申請戶籍作業上無需兩地奔波。除此之外,台北市政府還特別強調說,戶政所人員將以全新的便民態度來服務市民,譬如作業櫃台全面下降,因此市民可以坐下來與戶政人員面對面交談,又譬如會有服務人員來親切奉茶。台北市政府宣傳說,這些都是陳水扁市長的德政,是民進黨的進步便民理念的展現,而當時報紙也都如此讚譽有加。
就是說,在二○○○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之前,其實已經奪得「現代與進步」的大旗了,它的一切施政與作為都會帶著這麼一圈耀眼的光環。
一場現代化的政治零和遊戲
當時在台北市的戶政事務所承諾的這一切,確實都真的發生了──戶政資料電腦化了,網路也連線了,戶口謄本是有著漂亮字體的印刷文件,申請作業櫃台確實降低了,市民還有椅子可坐,而且還真有服務人員來奉茶,一個現代公民在公家機構應該享受的待遇莫過於此了。這一切都是真的,除了其中唯一的誤導信息,就是這榮耀全被歸於陳水扁市長與民進黨。
因為真相是,台北市戶政資訊系統是全國戶政資訊系統的一環,在那時已經籌建十年之久,那一年正是系統開發測試基本完成後,在台北市全面實施之時,而恰巧就在陳水扁的市長任期上。
這套系統既是「全國戶政資訊系統」,當然就是由全國性的內政部戶政司來督導其事了,而實際主導這項大計劃的則是內政部的資訊中心。從一九八八年開始,資訊工業策進會接受內政部委託,進行這套大系統的規劃設計與開發建置,而我本人當時剛從美國回台,進入資策會工作,恰巧就是負責這套大系統的網路方面的規劃設計,直到一九九六年離開,因此熟知建立這套系統的來龍去脈。
這個當年台灣最大的網路連線大型資訊系統,會交給資策會來建置,有著諸多原因。其中除了資策會是當時台灣最大的電腦軟體開發單位外,內政部也信任沒有廠商包袱的資策會工程師,會以最先進的技術來為國人建置這套史無前例的大系統。當時國外的大電腦廠商如IBM、迪吉多、NEC等等,都透過各種管道遊說採用他們各自的專屬系統。採用廠商專屬系統有其好處,就是交由廠商以其成熟的專屬技術來解決問題較不會出錯,資策會可以樂得輕鬆。然而資策會的工程師卻是高瞻遠矚、不為所動,決定全面採用當時雖然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卻是最先進、最公開的開放式電腦與網路架構,以免公眾的系統被任一專屬廠商的技術綁死,而代價則是資策會的工程師必須辛苦地邊學習邊開發這整套系統。
在系統主機與工作站上,我們訂出來的系統規格就是以UNIX為基礎,而且必得有能力處理三萬個以上中文字的開放系統,在網路方面我們訂出以TCP/IP為基礎架構的開放型網路,也就是今天全世界通用的Internet架構。這裡所謂開放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專屬於某個特定廠牌的技術,而是一套公共而公開的技術標準,每個廠商的系統只要符合這個公共標準,就可以加入。這是一套將公眾的大系統立於不敗之地的基本要求。
那是解嚴不久的一九八八年,UNIXTCP/IP這些開放系統技術尚未完全成熟與商業化,W3網頁製作格式還沒發明,Internet商用網路也沒影兒,但資策會的工程師已經看出它們的前景。當資策會在為戶政資訊系統規劃可說是台灣第一套Internet大型網路時,全國只有另一個地方在籌建這樣的先進網路,那就是教育部資訊中心。他們正在計畫將原來是以IBM網路技術建置、連接各大專院校的學術網路,提升為開放的Internet網路。
熟悉電腦網路技術的人,在那時應該都能看出前景所在,在資策會工作的我們,可說只是順勢而上。但是不同於學術網路的實驗性質,資策會是在建置一個屬於全民的大系統,我們採用先進卻未成熟的技術是冒著風險的。然而資策會的長官接受了我們的規劃,委託單位內政部的資訊中心以及戶政司也都接受了。由於採用了開放系統架構,如今它可伸可縮,沒有被特定廠牌綁死,不至於遷一髮動全身。
一個大型資訊系統的建置不只是電腦軟硬體的安裝,還牽涉到具體使用上的作業安排。每個戶籍員桌上將會有一個電腦螢幕,也要讓來申辦的民眾能夠看到螢幕上顯示的戶籍資訊,因此以前高櫃臺的作業模式就不管用了,於是就有了像平常書桌那樣可以面對面坐著談事、觀看同一電腦戶籍資訊的作業方式的構想。而且又因為資料電腦化本身會產生節省人力的效果,以致於能有充裕的人力來對民眾提供多方面的服務,包括奉茶。這一切都在當年內政部資訊中心的構想之中,也付諸實現了,是配合戶政電腦化的必要與衍生措施。
以上所以不憚其煩地細說全國戶政資訊系統的建置過程,主要用來指出一件事,即是解嚴前後相關部會這些技術官員,其實已經是深具「現代化」與「進步」意識的一群人。這些單位,譬如經濟部下屬的工研院、資策會,以及內政部與教育部的資訊中心等的主事者,基本上沒有財團包袱,卻有著追求世界最新技術的願景與認識。這些人基本上是國府三、四十年來栽培出來的技術官僚,具有追求「現代化」與「進步」的熱忱,也就自然會在一九八八年將全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資訊系統,交給也具有同樣懷抱與見識的資策會工程師來規劃建置了。
當一九九七年民進黨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坐收這項成果時,我曾與一位泛綠老友爭辯。我費心向他說明這段十年苦心建置的過程,卻未能說服他國民黨也是有它「現代化」與「進步性」一面的事實。他對於陳市長這項德政極為驕傲,極不甘願把這項「現代化」的功勞歸諸國民黨。可以看出,國民黨到了這時真是已經完全失去「現代」與「進步」的光環,而被綁上「落後」的罪牌,等著選民來發落了。於是由代表「進步」與「現代」的民進黨政治人物來坐享這項榮譽,對選民而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這時,面對台北市這位氣勢如虹的政治明星,所有的報紙都莫敢攖其鋒芒,去質問這件事功勞誰屬,更遑論不敢多言的內政部技術官員了。
從上面這件事來看,我們可以說,到了一九九○年代,由於國民黨在「現代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已經失敗,以致於它幾十年來在台灣苦心經營的任何現代化成果,包括已成典範的經濟成長,不是掩蓋不彰,就是被已經奪得「現代光環」的民進黨輕易地接收而去。
落後初體驗的建構
國民黨在台灣努力了幾十年的現代化經營,竟然還得背負著這個「落後」的沈重罪牌,除了因其特務統治而造成的離心離德之外,其實還有一個無可逃避的歷史性的外在因素,而那是打從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國軍部隊一上岸開始,就如影隨形地跟上了的。多年來,台灣社會曾流傳著多種對當年國府軍隊十分貶抑的說法,說當年來台的國軍軍紀是如何地不良、軍容是如何地破落、現代知識又是如何地貧乏。傳言中,下船的國軍衣衫不整、背著做飯的大鍋,還拿著雨傘,令台民大失所望。
這些說法的貶抑性,最終凝結成一則關於水龍頭的故事,數十年來在台灣廣泛而不斷地傳述著:
「當年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台灣時,他們看到牆壁上的水龍頭這東西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牆上一塞,卻奇怪為什麼沒有水流出來」
這是我年少起就聽過的笑話,彭明敏在他的回憶錄裡也提到,說小時候他父親彭清靠(光復後高雄市議會議長)就曾在家裡轉述這故事。而一、二十年來的每次大小選戰中,這故事就被民進黨一再用來羞辱對手。多年前有個試圖調和「省籍矛盾」的電視喜劇,甚至也曾用過這樣的題材;它顯然已經成了全民共識。
這些故事原來是以耳語的形式傳遞著,解嚴之後就名正言順地在各種選戰與意識形態爭戰中公然引述傳布了。這樣的故事不管是否屬實、是否有普遍性,幾十年來在台民心目中已經成了一種精鍊出來的對國軍的「記憶」。而且這種「記憶」是帶著價值判斷的,拿來作參照標準的卻不是台灣人自己的軍隊,而是日本軍隊。在這標準下,國軍是一點不如曾「威攝台灣、軍容壯盛」的日本軍隊,而國民政府也一點不如曾賜予台民「水龍頭」的日本政府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戰敗投降,隨後退出台灣,至今已六十年了。對只願認定這件大事情是「終戰」的人,尤其是台獨人士而言,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所留下來的就不只是「軍容壯盛」與「水龍頭」的表徵了。對他們而言,日本殖民政權還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是台灣的西方文明引介者。
在日本戰敗投降六十週年的前一個月,即二○○五年七月出版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1]一書裡,作者蒐集豐富的資料,將日據時期台灣人在一般生活層面接受日本式「西方現代文明」的情景十分生動地呈現出來,譬如第一次使用牙刷牙膏、第一次打高爾夫球等。書裡也再次提到彭清靠傳述的那個水龍頭故事(第47頁)。對於當年接受日本教育的我父母那輩人,這種「現代文明」的初體驗,的確形成了他們的意識形態感覺核心,在他們有生之年一再地拿來作為比較的標準。水龍頭於是成了「文明」的台灣人嘲笑「落後」的外省人/中國人的故事,也是「進步的」民進黨嘲笑「落後的」國民黨的故事。
這個被拿來與國民政府進行對比的日本殖民政權,此後就一直是很多台民心中的衡量尺規,而成為台獨運動在「現代與落後之爭」的心理操作素材,甚至上了小林善紀《台灣論》的漫畫。這不啻是說,表面上日本殖民政權在一九四五年退出了台灣,但實質上在台民的心理層次並未完全退出。因而當台灣回歸中國,或者說中國重回台灣之時,就不可避免地要碰上這個陰魂不散地纏繞在我父母那輩人內心底層的、日本殖民的幽靈。甚至到了六十年後的廿一世紀之初,他們的子孫們也還得重溫他們的舊夢。這就十分清楚地顯示,這個日本殖民政府賜予的「初體驗」的影響至今仍在發揮影響力,並且最後成功地扳倒了國民黨。而國民黨則顯然從來不曾認識到,它在台灣的主要競爭對手既非共產黨,也非台獨,而竟是日本殖民政權的「現代化」幽靈。比起這個無所不在的「日本幽靈」,那些令其支持者離心離德的特務手段,只是再一次證實其落後性,成了拖垮它的最後一根稻草。
水龍頭的普世論述
民進黨運用這種對文明與落後有著強烈對比的「水龍頭故事」,極為有力地將對手塑造成落後的刻板印象。可是我們卻發現,這個故事不僅在台灣流傳,甚至還有全球各地的各種版本:
譬如,老牌英國演員尤斯提諾夫在《小心!偏見》這本書裡,就提到二次戰後歐洲的相同傳述[2]
「誰不記得家中老一輩敘述的故事呢?一九四五年俄羅斯紅軍在行進中拆下水龍頭,將它往牆上隨處用力一插,以為這樣就有水汩汩流出。」
這是「文明」的英國人嘲笑「落後」的俄國人的版本。
又譬如,在一個以色列的傳道網頁上,則是如此敘述類似的故事:
「一個以色列的公益組織接待了一群來自西奈半島的阿拉伯貝都因游牧人,在送他們回家前向他們說,他們可以把在這裡所看到的最喜愛的東西拿回家當紀念品。沒料到這群貝都因牧民每個人都要了一個水龍頭,以為回到他們缺水的沙漠牧區後,將水龍頭往哪裡一插就可以有水流出。」
這個故事講得義正辭嚴,用來說明教義的源遠流長,讀來毫無訕笑之意,但卻也用了中東版的水龍頭故事,來說明「現代化」的以色列與「落後」的貝都因之間的強烈對比。
龍應台當年在散播野火之時,當也是滿懷「現代化」意識,極為敏感於她父兄之黨的落後性的。二十年後的二○○五年春天,她在一篇〈請問雅典在哪裡?〉[3]的文章裡也提到這類水龍頭故事:
「一個來自沒水沒電的山溝溝裡的人第一次進城,很驚訝看見水龍頭一扭,就有水流了出來。很驚訝看見牆上的燈泡,一按就有光。於是他設法取得了一節水龍頭和一個電燈泡。回到家裡,將燈泡黏到牆上,將龍頭綁在棍上。結果燈不亮,水也不來。…」
龍應台在這篇文章裡,用了水龍頭再加上燈泡這兩種極具現代象徵的產品,是很嚴肅地在談論全球化下英語的適當位置,應無訕笑之意。卻也顯示她的這個視角與民進黨「水龍頭笑話」裡的現代化意識,雖然對象不同,卻有著全球化下的共同系譜。而這也應該就是她在一九八四年撰寫《野火集》時與當年黨外的共同心境及動力所在。
我相信在世界其他各地,只要有著這麼一種「文明與落後」糾結的地方,譬如拉丁美洲、非洲、東南亞等,就會有各種版本的水龍頭故事在流傳。這些多元的水龍頭故事在當地到底是否真有其事,已經不重要了。重點在於,它已成為建構出來的普世性故事,既可用來說明教義的深奧,更可用來訕笑對手的落後。我們可以想像,若無光復後的種種政治事件,台灣流傳的水龍頭故事可能只是城市人嘲笑鄉下人的故事,然而多年來,它卻成了一則攻擊性的政治笑話,被民進黨用來嘲笑國民黨的落後,並進一步嘲笑中國的落後了。這個水龍頭笑話的內容,並不需要有人真正目睹,就像傳述上岸國軍軍容不整故事的人,也不需要親眼見過一樣。
歷史充滿著反諷,國民黨敗在水龍頭的現代性下,但它竟然也曾經用過這套水龍頭的故事,來攻擊對手中共。一個老友曾回憶起他兒時讀過的一份反共文宣,那應是一九五○年代初的事情了。它是這麼說的:當一九四九年中共解放軍進入上海時,這些「土八路」看到上海人將水龍頭一開就有清水汩汩流出,也去找來水龍頭往牆上一插,以為就會有水流出。這是個一模一樣的水龍頭故事,只是敘述者(嘲笑者)與故事主角(被嘲笑者)換成不同的人群。在這裡國民黨成了「文明人」,而共產黨則是「落後者」。我的老友還記得,故事裡這些「土八路」還用抽水馬桶來洗菜淘米呢!
台獨人士用水龍頭的故事將國民黨綁上落後的罪牌,就如同國民黨也曾經用同樣水龍頭的故事將中共綁上落後的罪牌一樣。這個落後的罪牌使得國民黨,在以現代化美國為「文明」唯一內容的意識形態霸權下,至今仍難翻身。而持續被綁上落後罪牌的中共,又如何躲得過這套「文明」霸權的全球化攻勢呢?
日本殖民的現代魔咒
這個文明與落後對比的水龍頭笑話,在台灣會成為有效的政治工具,其來有自。這並非是台灣人民在一九四五年國軍來台登陸那一刻的一時過敏,而是源自更早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就如《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一書所呈現的,我父母那輩人,做為台灣初次學到西方現代文明的第一代人,面對前清遺老的他們父母輩,是充滿著文明現代人的幸福感與優越感的。然而這套西方文明卻是透過日本才學到的,是一種日本形式的西方,而且又是被強加的,並非基於自己的需求去學來的。更何況,這一代人又被強迫與他們的父母即我祖父母輩自在自得的傳承斷絕,於是又有著不踏實的空虛感,成了台灣無根世代的起源。他們處於一種心靈扭曲的情境,一方面對殖民者日本的「文明」充滿著自卑感,另一方面對自己長輩先人的「落後」則充滿著優越感,但他們的心靈深處卻是空虛而無根的,因為他們的自信心,已經被強勢的日本殖民政權帶來的這個「現代文明初體驗」所徹底擊垮,而他們竟無能反抗。可以說這個壓抑著的、無能「做自己」的屈辱,應該才是綿延至今的「悲情意識」的根源所在。
這個上一輩人因為自慚形穢,無能面對先人的「落後」而導致的空虛無根的悲情意識,竟也毫無障礙地傳遞給戰後他們的新生代。雖然這兩代之間有著從日語到中文的轉換,而且彼此也因為都講不好母語,而未能有順暢的語言溝通,但這傳遞卻經由身教而暢通無阻。於是兩代下來,這個日本殖民所種下的「現代魔咒」,遂成為以「進步」為名的民進黨能夠所向披靡的一個重大因素。
對於做為國民政府主要支柱的大半外省人,本來是較不受台獨運動的這種「文明/落後」心理操作影響的。然而他們的心理基礎,卻也在一九七八年國府被「現代標竿」的美國拋棄,接著又是一連串政治事件之後,開始動搖了。到了這時,國民黨不只已經被台灣本土勢力及其後的民進黨定罪為「落後」,甚至淪落到它自己的支持者與子弟都引以為恥的地步。於是在一九七二年那時還可能會支持社會穩定的「小市民」,到了一九八四年就變成生氣甚至憤怒的「野火」了。《野火集》的風行草偃,讓人深刻感受到這個動搖。回頭想來,引發這個大轉折的,竟是當年威權體制以「國家安全」為名所使用的各色恐怖手段,是國民黨真正落後、完全脫離時代精神的統治術。然而國民黨幾十年來在其他方面的現代化與進步面,卻因此也就「全部不算」,與它的恐怖手段一起陪葬了。
重回一九四五的原初場景
然而一九四五年發生的「落後中國與文明日本的交鋒」會是那麼別無選擇嗎?
日本戰敗投降的六十週年,即二○○五年八月十五日這一天,台灣又有另外一本書《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4]的出版。作者以豐富的歷史材料,將台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的一百天,包括其間十月廿五日國民政府首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這段重大轉折的歷史時刻重新呈現。
對台灣人而言,這是歷史大轉變的時刻。不僅戰爭結束,不用再躲空襲,不必再吃配給糧,更重大的是台灣人從日本殖民地二等國民的身分回復到中國國民的身分。因此國民政府接受在台日軍投降的十月廿五日這一天,就訂為「光復節」,這是以一個中國人身分的立場來說的,因為是到了這一天,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及駐台日軍才正式被解除政權與武裝,開始進行退出台灣的作業。
雖然台獨運動者並不接受這個光復的立場,只願承認八月十五日的「終戰」,但這本書卻提供了很多歷史材料,來說明當時台灣人民是如何歡欣鼓舞地慶祝台灣的光復,迎接陳儀長官與國軍的到來。書裡提到一次歡迎國軍的場面,在度過第一次國慶日之後,街坊風聞國軍將於十月十五日來台的消息,已是台籍人士主導的《台灣新報》在當天刊出頭條新聞〈全省民待望之國軍 今天將登陸於基隆〉
「…全省如大旱之望雲霓的國軍,已於今日將印其第一步於基隆。這是歷史上所應當特書而大書的。自八一五那天,我們是如何的悵惆!如何地期待!國軍將要來到!國軍將登陸於基隆埠頭!誰聽誰莫不歡喜,誰聽誰莫不雀躍。…」
然而十月十五日那天國軍並沒有來,開到基隆港的卻是美國的數艘軍艦,但這並未減低在基隆碼頭歡迎國軍的熱忱。隔天的《台灣新報》接著報導:
是我們的國軍!數千名站在岸邊滿山滿谷的歡迎市民忽然喊出來。大家喜上眉梢,一齊高舉手上的歡迎旗,但是當看到艦上高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旗,竟是星條旗時,原本響亮的群眾的拍手開始稍稍凌亂起來,然而大家忽然又想起,不管怎樣這是我們的盟國美國!手上的小旗又再度亂舞起來,用英文高喊著Welcome!」
從《台灣新報》的報導用「如大旱之望雲霓」的形容,可以深刻感受到當時台灣民眾企盼的心情。十月十五日雖然歡迎不著,國軍其實已經分批在前後的日子在台灣登陸了。而我們也在這本書中看到不少老照片,顯示出當年民眾興高采烈的歡迎場面。
從這個一九四五的原初場景,我們可以看出歷史是有可能走上不同道路的,是不必然要被「文明日本與落後中國」的二分模式所制約的。然而歷史畢竟難以回頭,如今只能引為前車之鑑。
岳父逝世於一九九六年,有幸沒看到國民黨於二○○○年失去政權,只是一九八二那年他在美國對我說的那句話所隱含的胸中之痛,卻仍舊等待如今淪為在野的國民黨後生晚輩來抒解。但是對於台灣人民而言,更深更大的則是如何破解日本殖民統治幽靈的問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輝及我父母那一代人,除了當年少數真正受到第三世界社會主義思潮所啟蒙的左派份子外,大半都沒能從日本殖民噩夢中醒來。他們被嚴重打擊的自信心,在六七十年之後都還未能恢復。這個自信心的淪喪而陷入的悲情困境,甚至還傳遞到他們的子子孫孫而超生不得。由此看來,這「現代與落後」的糾結,就不只是曾經為中國提出一條現代化之路的國民黨如何重生的問題,更是台灣人民自己如何從這個日本殖民的噩夢中甦醒的問題了!
*水龍頭故事的多種版本,除了我從小耳聞以及報章與網路所見者之外,尤斯提諾夫的版本是朱天心提供的,國民黨嘲諷中共的版本則來自錢永祥的回憶。


[1]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麥田出版,20057月。
[2] 尤斯提諾夫《小心!偏見》,薛文瑜譯,左岸文化出版,200411月,第7677頁。
[3] 龍應台〈請問雅典在哪裡?〉,《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5316/17
[4]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聯經出版,2005815